记者 吴杨 李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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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商行的战略布局与规模跃迁，已然成为区域发展动能与产业活力的直观镜像。透过各家农商行2025年三季度信息披露报告，一幅“头部立标杆、尾部竞新局”的行业图景清晰铺展：重庆农商行、上海农商行、广州农商行、北京农商行稳居“资产万亿俱乐部”，以合计超5.9万亿元的资产规模筑牢头部壁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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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头部阵营以特色化路径巩固优势的同时，成都农商行、深圳农商行、东莞农商行等组成的第二梯队正分层加速、蓄力突围。一场关乎规模突破与质效提升的“新万亿竞逐”已然升温，其背后既是银行核心竞争力的硬核比拼，更是差异化战略与区域禀赋的深度适配。
四家银行稳坐万亿交椅
资产规模前十大农商行已形成“头部稳守规模、尾部加速突围”的格局：头部机构固守万亿规模，依托区域优势稳坐头把交椅；第二梯队则以较快增速、更具活力的业务模式，吹响冲击万亿门槛的号角。
全国农商银行资产规模突破万亿的仍是那熟悉的“四驾马车”：重庆农商行、上海农商行、广州农商行、北京农商行。
截至今年三季度末，重庆农商行以1.66万亿元的资产规模蝉联榜首，较去年末增长9.30%，是西部县域金融的“压舱石”；上海农商行以1.56万亿元紧随其后，资产增速4.72%，体现了长三角地区金融的精细化扩张；广州农商行以1.42万亿元、北京农商行以1.35万亿元巩固万亿阵营，四家银行资产合计超5.9万亿元，在资产规模前十大农商行中占比近六成，头部效应突出。
在净利润方面，前三季度，重庆农商行（109.25亿元）、上海农商行（108.14亿元）组成的“盈利双子星”表现亮眼，二者共同构筑起农商行盈利的“双百亿标杆”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广州农商行（17.22亿元）同比下降18.73%，成为“四驾马车”中盈利承压最显著的银行，有评级报告认为，这主要源于其较大的房地产相关行业敞口，导致资产质量恶化、拨备计提增加，同时叠加了息差收窄与区域竞争激烈的影响；北京农商行（59.66亿元）同比增长1.53%。
在“四驾马车”之外，第二梯队已形成明确的分层冲刺态势。截至三季度末，成都农商行以9991.85亿元的资产规模，成为剑指万亿的第一方阵，且较上年末的增速处于资产规模前十大农商行前列，成为衔接万亿俱乐部与后续梯队的关键角色；深圳农商行以8024.66亿元、东莞农商行以7697.05亿元的资产规模构成第二梯队的“中坚层”，虽然前者资产较去年末微降1.78%，但资本充足率仍保持15%的安全水平，后者的资本充足率为15.43%，同样具备规模扩张潜力，只是净利润同比超20%的降幅提示其需在盈利端破局。
截至今年三季度末，江苏江南农商行（6165.10亿元）、杭州联合银行（5961.21亿元）、青岛农商行（5099.20亿元）则形成了5000亿元至7000亿元资产阵营。江苏江南农商行资产规模较上年末增长5.39%，杭州联合银行增长6.39%，青岛农商行增长3.01%。
万亿银行的错位竞争
重庆农商行、上海农商行、广州农商行、北京农商行之所以稳居“资产万亿俱乐部”，既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区域经济禀赋，也源于自身深耕本土、错位竞争形成的独特优势。
重庆农商行凭借当地遍布城乡的网点布局，形成了显著的渠道优势。截至6月末，该行共设有7家分行、35家支行及1733个营业机构，它们近80%分布于县域及农村地区，构建起“乡乡有机构、村村有服务、家家有账户”的广泛服务网络。这一网络体系助力该行在重庆的县域存、贷款市场份额长期居于同业领先地位，业务格局呈现出鲜明的“农村领跑”特征。同时，扎实的网点基础也为零售金融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，截至9月末，该行客户存款规模10270.92亿元，其中个人存款占比超过85%，“人缘”优势显著。
当前，重庆农商行正加快“城市赶超”步伐。一方面，重庆坚实的工业基础与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”“西部陆海新通道”等战略带来发展机遇，为该行对公业务增长提供了空间；另一方面，该行是四家万亿农商行中唯一一家拥有理财公司的银行，并发起设立了金融租赁公司，这为其综合化经营及盈利结构优化提供了重要抓手。
虽然上海农商行、广州农商行、北京农商行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且各具特色，但均面临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。记者梳理发现，这三家银行的竞争优势是在县域、郊区、城中村等下沉市场深入布局，并在这些区域形成了较高的市场占有率。同时，它们充分依托所在地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产业特色，有效推动了业务扩张。
例如，上海农商行扎根上海逾70年，在市郊地区形成了广泛的网点覆盖与深厚的客户基础。同时，该行依托上海坚实的经济根基、合理的产业结构，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、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战略积极布局，使得该行小微企业、“三农”及科技金融业务在当地具有竞争优势。
差异化突围之路
从行业全局视角看，农商行在支撑实体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，但在市场竞争激烈的当下，发展机遇与困境并存。“谁将成为下一个万亿农商行”的答案，或许就藏在行业破局与银行差异化突围的逻辑之中。
金融监管总局披露的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9月末，农村金融机构（含农商行、农合行、农信社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）总资产61.06万亿元，同比增长6.2%，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重为13.1%。数据背后，是农村金融机构深度嵌入县域经济脉络、填补大型银行服务盲区所发挥的关键作用。
但行业困境也日益凸显：“中小银行的资源与大型银行差距较大。大型银行在贷款定价竞争中占据天然优势，中小银行普遍资金成本较高。同时，中小银行业务资质较为单一，与大型银行综合金融服务能力相差悬殊。”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罗煜直言。
在银行业息差持续收窄、内外部竞争加剧的行业环境下，如何找到差异化发展路径，成为农商行实现高质量增长的关键。
“深耕主业、立足本土”已成行业共识。一家资产规模处于前十大农商行之列银行人士表示：“‘地缘人缘’优势是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。作为本土法人银行，我们对当地经济、产业、企业的经营状况等‘软信息’掌握更深入，能弥补‘硬信息’不足，从而降低了经营风险；决策链条短，响应快，可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，尤其是在服务小微、‘三农’等‘长尾客户’时，大行难以复制我们的优势。”
西部地区某农商行副行长给出破局路径：“聚焦‘本地+普惠+特色’构建差异化壁垒，深耕小微、‘三农’、社区客群，补大行服务盲区；结合地域产业特色，按‘向下、向小、向信用’定位开发小额信用贷等产品，破解小微企业抵押难题。”
如今，新万亿农商行的竞逐格局已逐渐清晰。成都农商行是最具确定性的“候选人”——截至三季度末，其资产规模距万亿元仅差不足20亿元，较二季度末增长1.58%，年末有望突破万亿元；7.34%的营收同比增速与6.97%的净利润同比增速，实现“规模+盈利”双高。深圳农商行、东莞农商行、杭州联合银行等构成“潜力梯队”，资产规模均有望跨上万亿元台阶。
